最近，《固原日报》以《轮椅上的文学逐梦者：马骏的不凡征程》《“脑瘫”困不住文学梦：咸存福两根手指敲出九十万字》《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魏金柱的诗意人生》为题，讲述了三位笔耕不辍、意志坚强、勇于追求文学梦的残疾青年事迹。单读这组系列报道的标题，即便是一个不了解他们经历的读者，也能隐隐感受到那种不屈服于命运、不悲观绝望、不随波逐流的青年形象。

 我的身边，倒是没有马骏、咸存福、魏金柱这些身残志坚的作家，但想起他们的写作往事，还是别有一番感触。大学期间，班里转来一个男生，皮肤白净，长相清秀，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很少说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男生之所以皮肤特别白，是因为常年有病，导致脸色苍白，只是大家未曾留意罢了。这个男生经常是上几周课，又去住几周院，反反复复，听说难以痊愈。我发现，他只要坐到自习室里，就写个不停，文章经常在学校文学社校报上出现。有一次，我读他的文章，里面写到他在出租屋里做饭，一边切洋芋，一边观察所切洋芋的形状，有圆有方，由此联想到历史上的许多人物，有人堂堂正正忠心为国，如岳飞、狄青、袁崇焕等人，有人圆滑奸诈陷害忠良，如秦桧、严嵩、魏忠贤等人，自古忠奸不两立，但历史总会为忠臣洗刷冤屈青史留名，将奸臣钉到历史耻辱柱上任万民唾骂。读完他的文章，我愧疚难当。想想自己不知切了多少斤洋芋，伤了多少回手指头，可从来没想到一刀下去，竟还有那么多联想。这个男生毕业后，因为文笔突出、才思敏捷被分配到本地电视台工作，可惜天妒英才，后来因病魔所困，撒手人寰。

 大二的时候，老师推荐我们阅读隆德作家李银泮的作品《塬上的日头》，并告诉我们先读书，后面会邀请作者来校交流。同学们都很感兴趣，很快就读完了全书，只待作家亲临一睹风采。在学生看来，作家应该都是贾平凹、莫言、余华、余秋雨那样子，要么气场强大目光如炬，要么风度翩翩文采飞扬。可当李老师站到讲台时，我们略略有点失望：李老师黑瘦矮小，短发粗衣，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李老师没有在意大家的眼光，用一口夹杂隆德方言的普通话，讲述他写作的历程，言辞真切，感人至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报以热烈掌声。我的同学吕文，一直怀有作家梦想，对李老师的作品研读多遍，遂站起来对李老师的作品进行分析鉴赏，见解独到，别具一格，引来一片喝彩声。李老师看出吕文爱好写作，勉励他沉下心来，多读书，多练笔。吕文也是毫不含糊，当天晚上就在自习室苦思冥想，写出“我的心在沸腾，我的心在燃烧……”这样的诗句传给大家看。可是，一首凭激情写成的诗，意境不深远，语言不精炼，构思也不巧妙，不仅没引起大家的好评，倒是惹来一片笑声。后来，大家见他经常喊：“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谁也没有料到，吕文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广博群书精益求精，若干年后，他的文章陆续发表于《长江文艺》《朔方》《诗刊》等诸多刊物上。

 我的室友宋博，当年留着郭富城的发型，课后怀抱吉他弹唱不休。在那个文艺青年吃香的年代，弹吉他唱情歌的男生似乎更能引起女生的关注。宋博虽然掌握了流量密码，琴弦弹断了数根，情歌唱了几箩筐，却不知何故，好像从来没有引起哪个女生惊鸿一瞥，最后倒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慨。毕业后，我们很久没有联系过。有一天下午，学生上自习，我坐在讲台上随手翻阅《固原日报》，一首小诗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看名字，确定是宋博所写。我非常惊奇，细读数遍，依旧难掩激动心情，向学生介绍作者可是我的同班同学，于是学生们争相传看。2015年暑假，宋博路过我的学校，约我在校门口叙旧。我问他，这些年是否还有其他作品发表？宋博笑笑，说他刚好整理了一下资料，带在车上。当他一本本递给我看的时候，我吃惊不已，那些作品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毕业多年，他早已不再做孤芳自赏的文艺青年了，课余闲暇，笔耕不辍创作如潮。村上春树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宋博应该也是这样做的。

 我的同事戴老师，前些年因为高度近视，写文章很不便利。现在，他的眼睛做了手术，恢复得很好。有一天，他问我，以他现在的年龄写作是否还有意义？我告诉他，你十多年前所写的一篇短文，发在校刊首页上，我读后久久难忘，这不就是写作的意义吗？戴老师不再犹豫，这几年写了好多散文诗词，最近他写的散文《借笼》，起初发表于《六盘山》，后又被《散文海外版》转载。我也曾问过本地作家高丽君老师，繁重的课业，如何抽出时间写那么多书？高丽君老师说，白天上课备课改作业，晚上夜深人静，才得以铺开纸笔，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如是而已。

 我想，不论是一个人泛舟独行，还是一群人相互扶持，不论是名耀位显，还是平凡普通。只要你乐意以笔为楫，持之以恒，一定能如作家罗琳所言：“写作就像魔法，它能让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作者：黄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