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堂

 4月初，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宁夏师范学院做第十二届师范生讲课初赛评委。放下电话后，我却有了一些莫名的压力。自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二十多年弹指而过，我和母校虽处同一个城市，但去过的次数寥寥无几。我不知道，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各位老师，如果碰到了，我还能不能认出来。

 比赛那天早上，我早早起来，驱车直奔学院。原定讲课是八点开始，六点十分我已经到了校园。天刚微微亮，也许是周六的缘故，校园一片寂静，不见一人。走在宽阔的马路上，我一边看路上标语，一边看两边林立的教学楼，气势恢宏，布局有序，校园环境之优美，远非当年可比。那时候，我在老校区上学，老师办公室和学生教室都在同一栋楼上。保安站在楼门口检查学生戴校徽，有些学生忘了戴或丢了校徽，就想蒙混过关，可教学楼只有一个出入口，保安岂能让你轻易得逞。

 我在校园转了好一会儿，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到了文学院博雅楼，边上楼边品味“博雅”二字的寓意。不料在楼道碰到了熟人马飞老师，他邀我到办公室坐坐。我走进去，环顾四周，发现里面办公桌比较多，就问马飞老师：“这里面有很多老师吗？”马飞老师点了点头，并指着一个临窗位置告诉我：“那就是你班主任余淑荣老师的办公桌。”我心里一震，瞬间对那个角落有了亲近感、崇敬感。

 我上师专时，余淑荣老师从教也没几年，年轻有气质，聪慧而博学。记得有一天中午上学，我骑自行车穿过巷道时，远远看见余老师也正往学校走。我骑到余老师跟前问道：“老师，我能带你走一段吗？”余老师一看是我，一扭身就坐到自行车后面，没有架子，没有距离，这样的班主任自然深得学生喜爱。

 我和马飞老师寒暄间，一个穿风衣的女老师进来了。我还没看清是谁，马飞老师就介绍道：“你的班主任来了。”我赶忙起身，余淑荣老师转身看了我一眼，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颇感意外。余老师依旧干练、飒爽，虽然一别多年，但还是一见如故。师生畅谈，无拘无束。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当年在楼道背书的投入、考试前整个宿舍彻夜挑灯复习的认真、校庆时反复排练大合唱的执着、早餐时用馒头夹着豆腐乳的可口，以及校外铁皮屋的酿皮子、马路边售卖的自考资料、周末录像厅循环播放的功夫片等画面，既清晰又遥远，既简单又幸福。余老师当年带的班里有很多同学在各行各业都很优秀，这与老师的正确引导是密不可分的。

 坐在签到室，一个穿浅色西装的女老师走了进来。我旁边坐着的老同学冯顺恒站起来打招呼：“刘院长好！”我这才知道，是当年主讲《中国古代文学》的刘衍青老师来了，也赶快作自我介绍。刘衍青老师微笑着坐到我和冯顺恒旁边，问询近况。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宣讲论文一事，刘老师很好奇，问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我笑道，中文系学生在一个下午齐聚阶梯教室，聆听老师们汇报学术论文，那天刘老师穿的是一件红西装，是第三个主讲人。刘老师很吃惊，问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我回忆道，那些年固原城流行红西装，男人女人一片红，我穿着红西装坐在台下听，怎能记不住老师的红西装呢？我告诉刘老师，媒体上有关她的报道或者相关文章，我常会看。尤其2021年由朱恒夫和她编订的《红楼梦俗文艺作品集成》八卷本出版发行，我不仅细读了相关报道，还对全书399.4万字特别作了分析，那该是多少学生写多少篇800字的作文才能够完成的量。

 徐安辉老师进来了。徐老师在我大二时从固原民族师范调入师专中文系，给我们主讲《中国现代文学》。那时候徐老师很年轻，讲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思路敏捷，充满才情。有时候课间出去，我们会偷偷翻看他的讲义，书写工整详细，条理清晰，引经据典，资料充实，显然备课花了很多心思。我对徐老师最深的印象，是一次系里组织演讲活动，徐老师发现一个话筒有问题，就问哪个学生愿去办公室换一下。班里一个男生表现积极，生怕别人抢在前面，拿起话筒转身就从阶梯教室往出跑，被台阶一碰，失去了重心，几个踉跄大步后，跌倒在阶梯教室门口，惹得一片大笑。多年后，想起徐老师，我总会想起这个画面，真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无奈。其实，徐老师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会写文章擅长演奏乐器，多次在学校文艺汇演中表演，每逢徐老师出场，班里学生的呐喊声、鼓掌声一片，气氛火热。

 八点整，我和文学院李慧东老师一起走进分赛场。一个戴着眼镜的秀气女生主持活动：“欢迎评委老师们到来，比赛现在开始。”掌声响起，参赛讲课的同学逐一登台，各展风采。

 5月31日，宁夏师范学院更名为宁夏师范大学。《固原日报》以《根植热土 根深叶茂》《扎根六盘 点亮梦想》《我是一个小小的石头》《流淌于血脉中的奉献》等为题，从不同层面作了深入宣传报道，细读每一篇文章，都让我作为曾经的宁师一员，倍感温馨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