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洋芋面，“90后”“00后”大抵难有过多感触，但对我们“70后”而言，这碗普通的吃食里，藏着一代人难以言表的岁月印记与生命情怀。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偏僻的农村就更显窘迫。自从记事起，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穿旧的，我背的书包都是哥哥背过的。母亲用零碎布头缝补拼凑，便能让家里所有孩子共用一件衣服、一个书包。往往轮到最小的弟弟穿用时，衣服和书包早已磨得边角发白，有些部位甚至脆得一扯就破。因此，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便是穿上一身崭新的衣裳、背上一个漂亮的新书包，这也是我格外期盼过年的原因。每逢过年，无论家境多艰难，父母总是省吃俭用甚至东挪西借凑些钱，买来布料，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兄妹缝制新衣和新鞋。母亲纳鞋底时，手指常被针扎得冒血，却总咬着牙顾不得疼痛，因为她要赶在过年前为我们兄妹五人每人赶做一身新衣服、一双新布鞋，让我们能穿着新衣新鞋过新年。而父母的衣服，总是缝了又补，补丁摞补丁，陪伴他们熬过一个又一个春秋。父母双鬓的白发成了岁月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装束，父母佝偻的身躯是我们兄妹几个在艰难岁月中挺起脊梁的最后支撑。
那时家里没有剩饭剩菜，每顿饭仅够果腹，能吃到不饿便已满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洋芋面是餐桌上的“常客”。在那个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物资匮乏的年代，大米只是我们在书本上见过的粮食。出生在西吉县城或是因父母工作能吃到商品粮的同学，才能每月定期凭粮票领到一定份额的大米。农村的生活基本都是自给自足，食材的选择非常有限。
临近腊月，父母将仅有的几袋小麦分拣后，颗粒饱满的麦粒用作来年的籽种，其他的拉去磨面，算是为过年作准备。辛苦劳作一年，这就算是对所有家人的犒劳了。父母磨面时，会把少量白面与黑面掺在一起。那时的洋芋面，总是洋芋多面少，却已是难得的食物。我至今记得，村里的老人们吃完饭后，总会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不愿浪费半点能饱腹的“营养”。父辈们对粮食的珍视，耳濡目染地刻进了我的骨子里，让我从小便懂得爱惜粮食、敬畏生命。
从小学到中学，食不果腹的日子贯穿始终。穷怕了的父母，深知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便想尽一切办法供我们兄妹上学。我考入初中后，他们又托人将我和哥哥转到西吉县城读书，从此我便住校，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住校时，早餐、晚饭靠从家里带的馍馍充饥，中午在学校开设的食堂吃，顿顿都是洋芋面。那面毫无油水，做饭的师傅为了让洋芋面看起来有食欲，会用沾了辣子油的勺底在锅里轻轻搅一下，让面汤上飘起零星几点油花，便已是最多的调味了。
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我的心思早已飞到了食堂。每个去食堂的学生都自带一个塑料盆，下课前十几分钟，做饭的师傅会把一盆盆洋芋面摆在食堂的灶台、桌子和窗台处。下课铃声一响，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便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争先恐后地冲向食堂，我和哥哥也不例外。食堂门口随处可见蹲着、站着或是席地而坐的学生，大家端着饭盆狼吞虎咽，仿佛在享用世间顶级美味。有一天，我和哥哥靠墙蹲在窗台边，正吃得起劲时，突然听到哥哥打了一声喷嚏，他吸喝饭汤时不小心将辣子油呛进气管，鼻涕顺势滴进了饭盆。哥哥环顾四周，见没人注意，急忙用筷子搅匀面汤，若无其事地继续狼吞虎咽。我心里一阵发酸，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我知道，家里带来的馍馍前天晚上就吃完了，这盆洋芋面是他全天唯一的口粮，不吃，便要饿上一整天，挨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家。哥哥的饭盆里混着鼻涕的酸涩，而我的饭盆里，早已融进了无声的泪水。
如今，大家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差距日渐缩小，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各家各户难免出现剩饭剩菜，从当年的“吃不饱”到如今的“吃不完”，这看似幸福的转变里，藏着让人心生感慨的岁月故事。
生活在现在这个物质需求相对容易得到满足的时代，那盆混着鼻涕味的洋芋面、那段靠着粗茶淡饭咬牙坚持的日子，我仍不敢忘，也不能忘。那盆盛满酸楚与坚韧的洋芋面，是刻在我生命里的印记，不仅承载着兄妹情深与父母的辛劳，更见证了一个国家从贫困到富强的蝶变。每当想起它，我的心中虽有隐隐作痛的酸涩，更多的却是对岁月的敬畏和对当下的珍视。那段艰难却励志的时光，早已化作前行路上的底气，提醒我来路不易，更要珍惜眼前的每一份安稳与幸福。（通讯员：杨正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