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的母亲出生于原州区官厅镇程儿山村。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程儿山村贫瘠又落后。但母亲和那时大多数的姨姨婶婶一样勤劳能干，练就了一身针线茶饭样样出色的生活技能。

 在我出生后的那些年月，家里仍然不富裕，家中老老少少的衣服总打着补丁，可不管是手缝还是机补，母亲总能根据破洞的形状，随方就圆补出各种各样的花形，还没有毛边。家中老少的衣物也洗得干干净净、收拾得平平整整，与其他人家明显不同。

 记得家里的炕上有一方小花被，比大被子小一半、薄一些，是用来白天焐炕用的，被面是母亲用各种面料、各色布头拼凑而成。我曾细细端详过那些花花绿绿的布头，虽找不出形状或大小完全相同的，但总觉得似曾相识，也许它就来自某件衣物的边角料。可想而知，母亲花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辛劳。

 母亲是裁剪衣料的好手，后来我家有了缝纫机，更是锦上添花。渐渐地，母亲的好手艺远近闻名，常有村里妇女央求母亲裁剪衣服。农闲时间，母亲总会把布料铺在我家那八个炕面的大炕上，用我从学校捡来的粉笔头勾画着线条。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有时照在母亲慈祥的脸上，能更清晰地看见她紧闭着双唇，认真又自足的神情。我曾试图动动那些布料或把玩一下大剪刀，都被母亲及时而严厉地制止，于是我坚信，那是母亲神圣而庄重的工作。

 不知是物质的匮乏促使了母亲厨艺的提升，还是母亲做事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让她容不得粗糙。总之，母亲出众的厨艺让我们兄弟姐妹受益匪浅，似乎生活的困苦都变得有味了些。我总觉得母亲很神奇，能用最常见的、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色香味俱佳的饭菜。

 那时，家里的白面不多也不常有，母亲会用一层白面、一层玉米面交替卷馍，美其名曰“金裹银”，既好看又好吃。当你一圈白面吃过，接着是一圈微甜的玉米面，下一圈又充满期待，可能是咸味的，也可能是撒了苦豆子的，让人欲罢不能。

 村里人婚丧嫁娶，母亲常被请去担任大厨，我也常常跟着母亲受到特别的优待，可以又吃又拿，让同龄的伙伴“羡慕嫉妒恨”。有时村里来了重要客人，吃饭时就派到我家，这时家里的伙食会有大的改善。

 母亲上过几天学，识字不多，只会认不会写，但这并不影响她求知的热情。

 每次买东西或算账时，母亲总要自己计算。她把脸扬得高高的，看向天空，嘴里默念着，从不管别人异样的眼神，虽然算得慢但总能算对。即使被别人取笑，她也从未放弃。

 母亲读书，书上的字，有三分之一认得，有三分之一自己认为认得，有三分之一根本不认得。只要遇到不认识的字，母亲就会认真地去问人，从不担心丢人。有时我出于好心，说：“妈，我读给你听。”母亲总是断然拒绝：“我自己来。”也许这本就是母亲做事的风格。

 母亲做事向来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对我们也要求严苛。

 家里养着20多只羊，母亲看得很重，喂养一点都不马虎。我每天下午放学，母亲都让我从窖里取两篓洋芋，洗得干干净净，切成核桃大小的块喂羊。这是当时我最大的苦恼，时常有洗不净、把坏的也切上，或是切得太大等情况，结果只有三种：一是重做；二是挨骂；三是挨打。

 老家的窗户是木质结构，中下部有一块玻璃，其余是纸糊的。有一年年关，大姐糊窗户，可能是天太冷，也可能是窗框凸凹不平，窗纸糊得高低不平。在厨房忙碌的母亲来检查，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母亲毫不迟疑，拿起擀面杖三下五除二，把大姐刚糊好的窗纸全捅了，窗花也遭了殃，还责令在冷风中哭泣的大姐重糊。在母亲的管教下，我们姊妹做事大都认真细致，日积月累，养成了一种良好的家风。

 母亲身体不好，长年累月，积劳成疾。为了我们姊妹上学，苦了自己；为了家里的光阴，透支了身体。用我六妈的话说：“她是为别人撑伞，淋湿了自己。”

 母亲去世时，只有52岁。

 造化弄人，母亲在生活中不断拼争，可惜没有赶上好时代，总是陷入命运的漩涡，无法善待自己。想到这些，思念母亲，常常让人叹息泪目。我想如果能生逢其时，母亲肯定是致富能手、劳动模范，可以用生命的长度去拓展更广阔的生命的宽度。（作者：冯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