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庭伟
有个真实故事:一位戍守昆仑山的解放军小战士,曾有大半年时间没有下过山,每天站岗或巡逻时目之所及不是连绵的雪山就是死寂的原野,看不到一丝绿色,觉得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之树快要枯萎了。后来他下山探亲,在山下不远处看到一棵孤独但有绿荫的小树,先是欢呼雀跃,继而竟然抱着树号啕大哭起来。
美国著名作家欧·亨利在其经典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里,讲述了一位画家冒雨用一片画在墙上的树叶挽救了朋友颓废绝望的生命,而他自己却因为风吹雨淋患病不治身亡的故事,讴歌了人性的光辉和伟大,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树木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和恩人,一直以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得到过树木的恩泽和护佑。人与树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
当某些树木在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中被赋予特定含义,让“杏林”和“梨园”有了特殊内涵和文化意象,就变成了能够帮助人们消除痛苦、带来希望和愉悦的精神乐园,而它一旦跟某位历史名人成功“嫁接”,成为其人格魅力、高尚情操和精神风范的象征,立马就有了名人效应,可以名垂青史,流芳千古,比如说“左公柳”,比如说“焦桐”……
自古以来,树木慷慨地扮演着人类用以表达情感、寄托梦想、宣示追求和崇拜偶像的特殊角色,如庾信的《枯树赋》、卢照邻的《病梨树赋》、陈毅的《青松》和舒婷的《致橡树》等等,品读这些优美诗文,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对这些树木所承载的精神品格肃然起敬。大凡有点文化素养的人都喜欢用自己所钟情的树木给自己或儿孙取名,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寄托,如“雪枫”“岩松”“友柏”“青桐”“亚楠”等等。多年前,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创编和演出过一台双人舞《两棵树》,通过把树木人格化,将一对情侣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演绎得炽烈如火、坚贞如钢,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其实,人生如树,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都要经历自己生命的春夏秋冬,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些情感抒发和精神追求的“年轮”。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借树抒发人生感怀、倾诉情思衷肠的诗文数不胜数。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贺铸的《芳心苦·杨柳回塘》:“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诗中哪里是在言树,分明是在说人。
作为一种表达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的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种树其实是在种梦想、种情怀、种信仰。古往今来,把清廉家风、从政理想和家国情怀种在树里的官员灿若星汉,史不绝书,为我们今天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智圣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既说明了他栽树、养树作为优良家风的传承,也表明一代名相两袖清风,德昭千古。西晋文学家潘岳在任河阳县令时,发动百姓在黄河岸边土地贫瘠处遍种桃李,连绵成片,既改善生态环境,又增加百姓收入,人称河阳县为“花县”。唐代文豪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在柳江边广植柳树,并赋诗自乐:“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白居易官做到哪儿,树就种到哪儿。他从种树中悟出“养树”即“养民”的哲理:“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宋代文豪苏东坡对种树情有独钟,在杭州做官时,修筑长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留下了“苏堤春晓”的千年著名景观。明太祖朱元璋少时家贫,时常食不果腹。一天他发现柿树上的柿子成熟了,于是饱餐了一顿。当了皇帝后,他不忘柿树救命之恩,下令家乡百姓每户种柿树两株,不种者惩罚。从此,安徽凤阳、滁县一带柿树成林,迄今惠及了几十代子孙。晚清名臣左宗棠在同治年间率领湘军来到西北破解“塞防”难题,命令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在泾州以西形成了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人称“左公柳”。1934年春作家张恨水游历西北,恰逢大旱,当地百姓以柳树皮充饥。张恨水有感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将左公“手泽在途,口碑载道,千年遗爱”的恩德阐释得淋漓尽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1962年12月出任兰考县委书记后,深入寻找和探索从根本上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终于在两三年后,用泡桐树等树木将县内300多个大沙丘和几十处风口全部制服。泡桐树在他身后每年为兰考县几十万百姓带来价值数十亿的经济收入,“焦桐”由此成为当地百姓铭记焦裕禄精神永远的丰碑。
国人历来崇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古训。官如“树”,民如“果”,什么树结什么果。树是果的依靠,而果则是树的寄托。手握权柄的公仆们为官一任,如能自觉地坚持以古鉴今,关照当下,勤栽为民、务实、清廉之“树”,那么,这样的“树”栽的越多,老百姓乘的“凉”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