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只有不断地重温才能长久地珍藏，儿时的美好记忆之所以甘若醴酪，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强化记忆和演绎，使醇香与完美并重。

20世纪80年代初，和当时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困难，饮食单一。记得那年秋天，我和母亲去固原城，进城是许多乡下人，尤其对于乡下孩子来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

固原有个南门坡子，与南河滩相接，当时是固原最繁华、最热闹的商业街。母亲领着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东瞧西看，目不暇接。

南门坡子确实有坡，一条南北走向的缓坡，柏油路面，不算宽且年久失修，有些斑驳、有些不平，但这并不影响这里的热闹。除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自行车、架子车、驴车等时有往来，空气中似有尘土和牲口的尿骚屎臭味，街道两侧鳞次栉比地摆满了地摊。

我被母亲拽着，不知去哪儿，也不知要买什么，更辨不清东西南北。当我们来到半坡位置时，有丝丝甜甜的香味扑入了我的鼻腔，我循着香气在地摊中寻找，发现是来自街道左侧的一处小吃摊。不知是饿了还是渴了，我站在那里再也不走了，母亲拽不动我，便停下脚步，犹豫再三决定满足一下我的欲望。

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广告标志的小吃摊，最显眼的是一个比水桶还细的小铁皮炉，炉子上搁着一口被熏得黝黑的小锅，盖着木质的锅盖，锅下火苗舔着锅底，香气伴着热气从锅盖缝里挤出，甜甜地勾着路人的食欲。炉子下方一条管子用来鼓风，管子的另一头有一个小木箱，这个我认识，叫风匣，我们家里就有，不同的是我们家的推拉杆是两根，而这个只有一根，细细的。随着风匣杆的推拉，炉火时紧时慢，伴着青烟和火苗。坐在炉子后面的是摊主，一位年长的老奶奶，她神情专注，既不揽客也不吆喝，旁边摆着一张极小的方桌，四方小板凳，一方板凳上有人，应该是等待的顾客。

我怯怯地随母亲坐下。

“来两碗。”母亲轻声说。

“嗯。”老人点着头应了一声。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轮到给我们做了，我睁大眼睛，伸长脖子仔细看。老人动作娴熟，她先从水桶里舀出一瓢水倒入锅中，不紧不慢地推拉着风匣，等水烧开，她揭开旁边一个陶瓷罐的盖，从中舀出两勺米少水多的汤汁添入锅中，后来我才知道，那汤汁就是醪糟。随着风匣的继续推拉，火苗渐渐小了，老人移开铁锅，加入了一小铲炭块，顿时火苗、青烟同时腾起，与锅盖缝隙中溢出的热气弥散开来。我闻到一股淡淡的甜香，口中生津，咽了一口唾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铁锅。

在烧火的间隙，老人快速地在碗中打了一个鸡蛋，用筷子搅拌均匀。等老人再次掀开锅盖时，已开了锅，屈指可数的米粒随着水浪游走，老人停止烧火，小心翼翼地将一半蛋液旋转着沥入锅中。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两小碗鸡蛋醪糟汤已摆到了我和母亲面前，母亲帮我搅了搅，说凉点更好喝。一勺入口，满口香甜，甜味在唇齿之间回旋，味蕾的刺激让我加快了速度，一勺接着一勺，最后端起碗一饮而尽，舔舔嘴唇，回味无穷。

这是我人生喝的第一碗醪糟，从此便深深地刻入了记忆，它的味道似乎融入了我的灵魂，终生难忘。

此后一年多，我再也没有喝到醪糟，但那种香甜的记忆和食欲一样越来越浓烈，每次母亲去固原，我总缠着她带上我。

当我第二次随母亲进城，南门坡子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地摊减少，门店增多，街道宽敞干净了许多。当我旧味重寻时，发现醪糟摊位多了三四家。幸好之前的那位摊主老奶奶还在，风匣换成了手摇鼓风机，桌凳升级换代，醪糟汤米粒似乎多了一倍，鸡蛋变成了两碗用一个，甜香味更醇厚，一碗下肚，甜美直入心间，暖暖的。这次旧味重温，使我的醪糟情缘更加深厚。

此后一年，我们家迁入固原，虽然去喝醪糟方便多了，却因各种原因没再去南门坡子醪糟摊点。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地摊变得越来越少，专卖醪糟的地摊也随之绝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物质条件的改善，各家都具备了做醪糟的条件。

母亲的厨艺很好，我坚信通过母亲的双手，我一定能找回曾经的醪糟味，遗憾的是母亲早逝，给我的醪糟情结打了一个大大的结。

后来，喝到醪糟已不再是什么难事，但我总挑剔味道的瑕疵：或太甜、或太寡淡、或有酸味……无法达到我记忆深处恰到好处的甜淡。

要想可口，自己动手。于是我自己动手尝试做醪糟，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做起来并不简单，虽然会遇到选择米的种类、蒸米的硬度、甜酒曲的量、配水量、水温度、封存温度和时间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我依然乐此不疲，只为寻找记忆中的味道，只为那不了的醪糟情结。

现在，我还是隔三差五地喝醪糟汤，但懒惰作祟，只能买超市里的醪糟罐头来告慰我的醪糟情结。

记忆有时候会强化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日常生活。人们点菜好像有个约定俗成，最后环节至少要点一个汤。有时被人请去点菜，不管婚丧嫁娶，还是庆祝聚会，醪糟成了我的首选。有时我也为此苦恼，似乎由于我的偏爱绑架了别人的味蕾，有时为了刻意改变，少不了在醪糟上纠结许久。（通讯员：冯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