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作为《长津湖》续篇的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与观众见面了。2021年上映的《长津湖》刷新了中国影史的最高票房纪录，这也让人们对《长津湖之水门桥》充满了期待。电影未映先热，上映之前预售票房就已经突破3亿元。《长津湖》里七连战士们的命运在这一部电影里将如何继续展开？这两部电影所代表的中国电影的高度工业化是如何实现的？《长津湖之水门桥》能否延续上一部的成功？影片上映之际，记者专访了该片总监制黄建新。

在战斗中看到中国人的情感和信念

记者：《长津湖之水门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拍摄的？在内容上与《长津湖》是如何衔接的？

黄建新：这两个影片从最初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有130多页，用一部电影根本容纳不下。但其实3位导演用6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拍得快成型了，我们研究了很多次，最后决定要在3小时处做一次了结，这也就是上一部《长津湖》的由来。为什么是3小时呢？因为故事从战士们被征召、集合、出兵、过江、遭遇战，然后到打掉“北极熊团”，这几个大的过程要素都具备了，到那就3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故事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长津湖之水门桥》。

《长津湖》上映后，热情的观众们提出一个疑问，电影里的人物接下来怎么样了。在接下来这一部里，他们就被派往战略要地攻打水门桥。《长津湖》里这些人物的生命过程、情感过程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在这一部里我们做了更细致的一些细节呼应，由此进行了一些补拍，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丰富。

记者：具体在哪些细节上进行了呼应？可以举例说明吗？

黄建新：如果你把这两部电影连起来看，会发现它的完整性很高，任何一个在上一部里埋下的包袱，在下一部里一定会有解。比如美军撤离时发现的那条红围巾，其实就是第一部里那个小女孩扔给伍万里的那条。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的巧思，只要在拍第一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点，我们就让这个点往下发展得更细腻更丰富，更容易让人共情。这就是我们说的，导演其实在“武戏文拍”，就是在战斗中要看到人的关系、人的情感、人的信念，这些东西会让观众感动。

记者：电影创作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物的塑造，《长津湖之水门桥》在人物性格逻辑上是怎样保持与上一部的延续性的？

黄建新：当一个电影的大时代背景被烘托起来后，观众的目光就会聚焦到戏剧中的人物身上。在这两部电影里，人物性格的设计会随着不同的场景有一些变化，它的延续性就需要通过演员跟导演的配合来实现。

这里要表扬一下演员们，大家投入其中之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很少见到的。我们拍摄的条件太艰苦了，人在零下20多度的时候，肌肉调动都有问题，笑容都是不自然的，这个时候，演员的眼睛传递出来的信息和情感就变得特别重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每天拍摄回来都很晚了，大家就凑在一起吃点热乎的东西，讨论今天的拍摄有什么问题，明天应该怎么拍。他们是用自己的行动自动地融合，变成了一个七连那样的集体，他们把生活里彼此相处的情感带入到电影里，所以你会发现电影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真切。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打动了我们每一个参与创作的人，拍好这部电影已经不是一份工作了，而是一份职责。

记者：这两部电影通过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也呈现出浓郁的东方美学。

黄建新：是的。比如从电影里的一段戏，我们能看到东方人的人际关系。梅生说，女儿问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他说我们不打那就得他们那一代人打。再比如说伍千里说，离开家的时候我娘看着我一句话不说，我知道她不想让我走。这都是东方人的情感表达。

记者：电影里的很多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结局也让人感动和叹息，故事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

黄建新：从故事的走向可以看到，电影是从伍千里一个人回乡再应征开始的，见到伍万里变成了兄弟两个人，见到了战友变成一群人，大部队作战再变成无数多的人，之后七连一路打一路牺牲变成几十个人，再到了水门桥，又牺牲了很多人，这是故事人物设置的脉络。这个过程里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闪耀，就是对父母的深情，对国家的深情。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无数生命的奉献，它产生了一道璀璨的光芒，这就是照耀我们心灵的那束光。我们看到了光亮，看到了和平，这样的共情会让我们联想到很多。这可能是这两部电影的意义。活下来的人的意义就在于，他代表着生命的延续，精神的延续。

记者：拍摄《长津湖之水门桥》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建新：最大的困难是要跟前面拍摄的内容完全融为一个整体，在艺术上来讲，这个分寸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拍摄的地点不一样，日照的光线角度不一样，气温不一样，演员在表演上要保持一致性，怎么才能做到天衣无缝，怎么样才能让观众一直跟随着你，这是需要导演和演员去研究的。

记者：演员在一部电影里的表演过程是非线性的，尤其在这么长的两部电影里，这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黄建新：表演对这两部影片里的演员来说的确是非常大的考验，尤其是在三位导演的执导下，三个组是重叠拍摄的，所以给表演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电影里每一个人物造型、行为、情感上的设计和实施，都至少做了10轮以上的测试，用上千幅的图纸固定下来，每个组的拍摄都要依附于这个来准确地完成所有细节，否则拍着拍着就接不上了，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作过程，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种体现。

记者：通过《长津湖》，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巨大进步，您能对这方面有所介绍吗？

黄建新：工业化首先是对电影有一个工业标准，要做的是电影的质量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电影工业化其实有几个概念，一个是契约概念，一个是时间概念，一个是协作概念。电影工业里的所有条约都是为了保持协作关系的良性运转。因此工业化其实就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电影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创作团队和管理团队要利用全世界的这些资源来完成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中，全球共同遵循的原则就是工业化原则。

比如这两部电影的制作，我们的字幕里出现了12000多人的名字，这就是说我们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一万多个人组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作品，这件事光从管理意义上讲就是非常了不得的。

再比如，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是三个导演大组并行拍摄。其实我们在三个大组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枢纽中心”，统一处理拍摄需求、统一汇集拍摄素材、统一完成最终的后期制作。如果没有电影工业化，这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么高的水平，应该讲这是缘自我们对中国电影的信念，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一定会走到这一步。中国是全世界少有的能走进电影工业化的国家。因为工业化的前提是产业化，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就无法形成产业。中国有这么多爱看电影的观众，有这么大的行业规模，又有这么高的对电影的追求，加之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一切都让中国电影工业化具备了最基础的保障。

近些年，中国电影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个工业化的基础，这两部电影是完成不了的。没有工业化基础，我们就没有能力调动全世界上百家公司来一起完成这两部电影的制作。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我们的心态开放了，我们就可以调动全人类的资源来拍摄一部表现中国人家国情怀的电影。

点燃中华民族潜意识里的那把火

记者：《长津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刷新了中国影史的最高票房纪录，在您看来，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黄建新：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个节点，就是当一个民族回望几十年的心灵史的时候，如果有一部文艺作品正好在这个时候点燃了人们共有的情绪，它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效应。《长津湖》大概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所以它一下子就点燃了民族潜意识里的一把火。

记者：近两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都受到了观众的关注，您认为这些作品对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有什么帮助？

黄建新：我觉得看完这些作品大家会更加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更加呼唤和平。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任何战争电影最后都归结于珍惜和平，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我们希望全人类和平相处，这是电影里蕴含的价值观。